老北京旗人的回忆:走得近的来往较多的几家亲戚 旗人

发布时间:2019-08-04 18:21:50 来源:满族文化网 关键词:旗人
旗人
原文标题:老北京旗人的回忆:走得近的来往较多的几家亲戚
原文发布时间:2019-03-20 22: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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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旗人的回忆:走得近的来往较多的几家亲戚


编者注:作者笔名笊篱姥姥系老北京旗人,现在已经八十多岁高龄。写有长篇文章《京城旧事琐记》,因文章比较长,我们将分段发表。因文章系作者亲身经历的旧事。原文章涉及了一些真实姓名,为避免出现某些不必要麻烦,在我们发表时候改用字母代替。因原文章无图,故编者找了一些配图,声明图片与原文无关。

3月16日我们发表文章《老北京旗人的回忆:京城旧事琐记(一)》。

3月17日发表文章《老北京旗人的回忆:王大人胡同丙六十号》。

3月18日发表文章《老北京旗人的回忆:儿时记忆中的衣食住行》。

3月19日发表文章《老北京旗人的回忆:自己家里的亲人》。

(2)走得近的来往较多的几家亲戚:

①二姑贺家。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二姑常回娘家,我们也去二

姑家。这期间好像也分几个阶段,二姑爷(姑父)在世时,我还小,只记得他经常穿长袍,外面罩一件马褂,留着分头,头发应是黑且多,

我所以这么说,意思是他身体应该是比较健康的;可他去世时还不到30岁。我知道他有吸食鸦片的嗜好,那时叫抽大烟,(我爸爸也抽,亲戚中我知道好几家都在抽)至于什么病去世的我就不知道了。

贺家是个大家庭,二姑的婆婆是既有家长威严又很慈祥的一位老太太。老人生养了五个子女(其中七姑不是亲生的)两个儿子(就是我们的二姑爷和四姑爷),三个女儿。他们家大排行,长房贺SK那边我只见过SK之子贺ZZ,是ZJ的堂兄,当年他经常跟着他八婶(我二姑)来我们家,所以比较熟悉。再有二姑爷的堂兄二哥,ZJ表哥称呼他们二大爷、二大妈的,后来定居香港,无子女;晚年小有资产,让四姑爷的二儿子贺Y去继承了。接触多的就是他们这支的姐弟五人,二姑年轻守寡,自已拉扯五个孩子,其中二女儿ZH(小名叫小正,农历正月生日)和我同年,十岁那年早夭了;据说她和四姑都死于肺结核。他们家早年大概一直做京官,没离开北京。辛亥革命后,朝廷不存在了,官宦人家大都败落了,可他们大概是家底子厚,而且老太太会持家,所以在那几十年里日子过得还算是殷实富裕的。记得小时候,大概是在假日,曾去二姑家住过。那时走得近的至亲,特别在节假日,几家亲戚的孩子,都有留住宿的习惯。住在二姑家记忆比较清楚的几件小事是:他们家有个大厨房,每天负责上下几十号人的三顿饭;而各房还有自己的小灶,有的有单独一套炊具和“炊事员”。如二姑这边,因孩子多,有一个女佣人唐妈,她专管这屋里母子几人的起居应酬事项。贺宅是一所较大的院落,里面又分几层和跨院,二姑一房在西跨院。后边一层好像是祠堂什么的。厨房在东跨院,在厨房与正院之间好像是个过厅,也就是餐厅。“公中”(即指大家庭里从家族总开支中支出,供全家上下共享的)供应一日三餐;如果自己的“小家”愿单独做点什么特殊食品,就可不在大厨房吃“大锅饭”。记得我住在那儿时,同桌吃饭的经常是六姑、十姑、和我二姑(即贺家的八奶奶)及几个孩子。老太太和九叔(我叫他四姑爷)不跟大伙一块吃;七姑多时也自己单吃。七姑屋里有一个杨妈和她女儿三姑娘,小辈的叫她三姐,这母女俩一直侍候七姑,据说直到解放后,仍跟着她。我主要说的是他们家吃饭的情形。做为“客人”的我(八奶奶的娘家侄女——我那时也就是十岁左右),这是来他们家吃的第一顿饭。我不记得饭桌上有几个菜,但清楚地记得除了摆好的几盘菜,厨师又端上一个菜同时报告说:这个是七姑给(客人)加的菜。下一顿又说:这个是六姑给加的菜——反正作为八奶奶的大姑子、小姑子分别拿自己的(月例)钱给客人加个菜,是连着几天都不得重样的。我们家自我记事时起已不是什么望族大户了,所以没有这样的气派;也就因为这饭桌上的“不同寻常”,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再一个就记得他们家有三位“老姑娘”——过去,姑娘20岁没出嫁就算大的了,过了25岁就成为“老姑娘”了,再嫁,不是续弦就得降低“条件”了。她们这姐儿仨每人养了好几只猫,还不是全家的,是每位姑娘自己屋里的,好在都有各人的“妈妈”或丫环照管。人没开饭,猫先吃饭了。想想那时养猫,喂点猫鱼子——一种烤干了的小鱼,专买来喂猫的,拌点米饭或窝头渣就很不错了;他们家各个屋里的猫食,最起码也是猪肝拌米饭,在我眼里那是很高级的了!八、九只猫,到开饭时也挺热闹的。

有一段时期,每到周末,二姑就带大队人马回娘家。我知道这也都是二姑事先做好安排了。一般是周五或周六,二姑自己先来一趟,买点米、面或肉、菜等,跟我娘商量好吃什么,娘就早些做准备。现在想想娘一人真够累的,一顿午饭几乎快20口人吃饭,客人和家人各占一半了(二姑,带三或四个小孩,和孩子的三位姑姑)。还有一段是请爸爸给ZJ表兄开“家教”,讲古文和书法,可这“陪读”的却超过“正式”学生的数目,常跟来的有当时ZJ的女朋友韩NQ,堂兄贺ZZ,表弟(B骜),这算是他的“同学”,我和姐姐有时也旁听。至于三位姑姑倒不是经常性的,她们周末的主要活动是去青年会,那是教会办的,就在灯市口南路西,离她们家(无量大人胡同)很近。大概除此之外,几位姑姑就整天呆在家里不出门儿。七姑自己倒是还学画国画儿,可以打发时间;六姑和十姑一天到晚没什么事儿可干,就不免感到寂寞了。所以周末能跟着弟妹一起回娘家,说是凑凑热闹,其实也是出来散散心。有时,二姑带ZQ表妹和ZS弟周六下午来,多是为第二天大聚餐作点物质准备,然后留下表弟表妹住下,第二天二姑再带着大队人马前来上课或作客。现在想想我那时真不懂事,从来不知道帮娘干点活儿,就是 以后长大了,也很少为娘做点实事儿,这是真的。这也许是和从小娘就让我们好好念书,从不让我们学干家务事有关。尤其是看着老一辈姑奶奶回娘家时的“作派”,或多或少受些影响,形成了那么一种“习惯”吧。我自己成家有孩子后,好像无形中也这么过的,我也是要求延延好好学习,为她将来的出路、前途打算,却也从不要她做家务活,这也是我个人在教育孩子上失败的一个方面。再后来亲(读“庆”)太太(二姑的婆婆)去世了,她们的大家也分成小家了。六姑和十姑是由我爸爸做的媒,先后结了婚。六姑嫁的是曹家,似与曹雪芹家同出一祖(一族),生了一儿一女。十姑嫁给孔家,我们叫他十姑父,大人背后叫他老孔,山东孔氏家族的后人,当初和大爷爷一起在山西太原报社共事。而七姑自从分家以后就隐居起来,跟姐弟及侄辈不来往。大概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表姐志芸从台湾回京探亲,才联系上的。至于这七姑的身世,过去似乎总有点神秘,记得有一次二姑带我去罗家(我干爹家),罗三太太和老姨太问我二姑关于七姑的身世,二姑含糊的回答说不清楚。回来的路上二姑跟我简单说了几句,我也不太注意,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ZQ表哥跟我说,七姑不是他祖母亲生的。原来七姑的母亲是正室(夫人),娘家有钱,带来一个丫环和一份不菲的嫁妆嫁到贺家,先不生养,便让ZQ的祖父将丫环收房。这位如夫人便先生下了六姑,后来那位夫人生下了七姑,可没多久就病逝了。她留下了一大笔财产,临死前嘱咐这个丫环(二夫人)一定要把这女儿管好。据说后来这位如夫人(表哥他们的亲祖母)虽生了两儿两女,可在各方面都明显的偏疼七姑;直到去世前分家时,也还是给七姑一份比其他几个子女多得多的财物。从这一点看,这位老太太为人正直公允,在处理家务方面表现得很不简单了。

至亲中来往最多的就是贺家,只是二姑走得早,而且由于她分家后对所获得的家业经营管理不善,再加上社会环境的大动荡、大变迁,

解放后,尤其二姑一走,那个家就等于散了。虽然记忆中还有些零散的琐事,也就不多赘述了。

②一姑太太(杨家):这位老姑太太,是毓贤大老祖的亲生女儿。大老

祖有一个儿子,我叫大爷爷(景观),膝下一子(我叫四叔,闫彪飞)一女闫洁玉(三姑:嫁到杨柳青周家);大老祖的女儿,就是这位姑太太了。大概按大排行,他排行十一,爸他们小时为了不绕嘴,就都称“一姑”,显然不是排行老大,我们就随着叫一姑太太了。这个老姑太太嫁到杨家,也是个大家族,先住在北新桥报恩寺胡同,后来搬到东直门内大街路南的一个大红门里。再后来分家了,一姑太太搬到安定门内车辇店胡同。后来(听说是被人坑了,房产变卖了),又搬到旧鼓楼大街铸钟厂附近一个小胡同,好像叫清虚观。这几个住处我都去过,后二处也都小住过几日(探亲)。一姑太太年轻守寡,无子女,过继杨四爷屋里的老大,他叫杨悫,我们叫他小悫叔叔(表叔)。他管一姑太太叫“奶奶”(即“母亲"),叫他的生母四太太为四婶儿。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杨敏,一个妹妹叫杨H。因那时住的近,还曾在一个学校(方家胡同小学)上学,故比较熟悉。他们在报恩寺住时,一姑太太带着儿子住西屋,四爷一房住北屋。他们分家后搬出来住,那可能是抗战胜利后了,一姑太太买了车辇店那套房,一个正经的四合院。记得她那套房是经过装修的二手房,而且用现代的话说,(标准)算得上是精装修了。院里有水有电,是洋式的门窗(不是木格糊窗户纸的),而且是花玻璃的;厕所虽也在院子里,但已经是新式设备,用上抽水马桶了;院里有下水道,不存水。这些设备在我看来都是几近奢侈的“装备”了。记得有一个暑假,一姑太太接我去他们家住几天。我第一次上(那种“新式”)厕所,虽知道便后要按动按纽冲水,但还是很好奇,这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于是 我便掀开座便器后面的水箱盖,看到里面是满满一箱水,只见上面浮着一个大玻璃球,便很好奇的捅了它一下,只见水箱里的水刷的一下都流下去了。可我不知道是否我将那个玻璃球捅破了,它一漏就起不到浮飘的作用了,水就无节制地冒出来,然后就从水箱里往外溢。我知道捅了娄子了,慌忙盖上水箱盖,便跑了出来。我以为盖上了盖子就没事了,没想到那盖子堵不住流水。可能过了一个多小时,不知道谁(那个院子就是姑太太一家,没有街坊,只有一个厨子和一个女佣人)要上厕所,才发现水已经漫出流了一地了。厕所门一打开,水就哗哗往院子里流。这一下麻烦了,老太太赶快找人(大概是管上下水的工人)来修理。按现在的常识,只要关上总开关,再换一个浮漂就行了。那时代这些都是新玩艺儿,谁也不懂,大人们净顾了忙活了,也没有人追问罪魁祸首,我也就没敢吱声,装着没事人一样就过去了。也许因为这是件不光彩的事儿,过去还真一直没对谁说过。老太太搬到旧鼓楼大街那胡同里住时,我也去住过几天(好像是过年时)。只记得小表叔(长我两岁,却大我一辈儿)买了些花炮。他说女孩胆小,只能放花,他自己则装了一裤兜的小鞭和麻雷子,后来经我再三央告,才给了我几个“耗子屎”——是花炮的一种,外形好像一粒粒的耗子屎,外面涂了色彩,里面装着引爆的药粉。那个晚上,一姑太太去外院串门说话儿去了,小表叔找男孩一起到院外(街上)放鞭炮去了,只留我一个人在屋。屋里静得能听的见我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屋外面远处的鞭炮声不断,更反衬出屋里的寂静。我一个人很害怕,可又不敢出去,便想找点事儿做。一个十岁的孩子,又是住在亲戚家,能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想起了耗子屎,因为知道如果是“花”,一点着就会嗞嗞啦啦的冒火星,不敢在屋里放,可看着那耗子屎挺小的,每颗也就有干蚕豆粒那么大小,就算有火星儿,可能也不会像(烟)花那样射出老远的。于是我就扎着胆子准备点这耗子屎了。可我连火柴或香头儿都没有,怎么点着它呢?我就自己在心里琢磨------一眼看见屋里取暖的火炉子了,炉台上坐着一个水壶,火有点乏,已经没什么大火苗了。我便拿了一颗耗子屎,用右手大指和食指捏着,凑近火眼处想让耗子屎受热自燃,不想手在火炉口上面觉得烫了,手指一抖,耗子屎掉在炉台上靠火眼很近的地方,我有点着急了,想赶快把它夹起来,又没有东西夹。正在害怕时,忽听见“呲啦”一声响,那颗耗子屎一蹦老高,然后落地,跟着就带着小火苗和火星满地上转。这回可把我吓坏了,我便大叫起来。这时只见那颗耗子屎转了几下,已钻到柜子底下去了。我想糟了,肯定着火了,便拔腿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喊叫。一姑太太和邻居家的大婶都跑出来问我怎么了,我说屋里着火了,他们赶快推门进屋,东查西看,什么事儿也没有。原来耗子屎那种“花”,就那么一小点炮药,转几下就烧完了。可因为它钻到柜子下面看不见了,柜子又是木头的,我想肯定要烧着了……

一场虚惊过后,倒让我胆子又大了点。原来我一到晚上就不敢出去,也是因为听过的一些讲“鬼”的故事,都是发生在黑夜,所以特别怕黑天。记得有一次,好象也是冬天的晚上,在自己家,娘把堂屋的火炉弄得旺旺的,把壶里的热水倒出来让我们洗脸。水壶空了,娘让我去厨房(在东屋)灌壶水。我乍着胆子开开北屋门走出去,便回头跟娘说:您别关屋门,娘说你去吧,我在门口看着你。我便提着空壶一步一回头的往厨房走去。我开开厨房门,左手把壶搁在缸沿上,右手拿着水舀子往里灌水。刚舀上水还没倒进水壶,听到好像北屋的门关上了,我扔了壶便跑,只听“咕咚”、“啪挞”,连壶带水舀子全掉在水缸里了。可从那次在一姑太太家闹过这么一回笑话后,我倒不那么胆小了。尤其是黑天,去厨房或上厕所(在院子西南角)都不那么憷憷瘫瘫疑神疑鬼的了。

到了1947、48年前后,一姑太太的景况越来越窘迫,过继的儿子又不像有个女儿那样让人省心,手里那点积蓄大概也支撑不了多久了;所以在大爷爷(景嘉)说可以带几个人跟他去台湾时,老太太便毅然跟他走了。这以后便再也没见过她,也没见过小悫表叔。据娘说他去了云南,六十年代曾来过北京,不知怎么打听到我家的新地址,还来我家看过我娘;以后就再无联系了。据说一姑太太和八老祖(应该是侄女和婶母的关系)到台湾后常闹矛盾,大爷爷在中间也很为难。不过两位老太太都算高寿,还是一姑太太先走的,患乳腺癌去世的。


老北京旗人的回忆:走得近的来往较多的几家亲戚


③JZY表叔家:说的这位大叔,是我爸的表弟,他比我爸小一岁。他的母亲是叶赫颜扎氏,是我爸爸的四姑母,他的叔叔后续之妻也是闫家的姑奶奶,即我爸的五姑母。但这两位老姑太太是哪房所出,我们就弄不清楚了。JZY(名丰图)表叔幼年丧父,在南方几经辗转(寄居在本家叔、伯处)后回到北京,又因他跟我爸年岁相近,性情相合,曾共同在我六老祖门下受业,爱好诗词;故从青少年时期一直到老都是来往最密切的姻亲之一。从我记事起,他家一直住西四北受璧胡同,我还去过,仿佛院里还有一大棵枣树。记忆中表婶身体不大好,好像在解放初就去世了。表叔后来续娶的是徐家姑娘(已丧夫,带一个儿子),是位小学教师。这位老太太寿数较长,活了九十多岁。表叔跟前有二子二女,现仍有来往。

④苏大叔:苏飜,字亦飞。我曾琢磨过苏大叔的名和字,因我父辈兄妹几人都排“飞”字,我想可能他长大以后,自己起了个号——亦飞,意思是:你们“飞”,我也(亦)“飞”。这位表叔的母亲我们叫九姑太太,是我祖父的亲妹妹,她嫁到苏家生了一儿一女,女儿长,叫苏兰,记不清是结婚前还是婚后得了精神病,不幸早逝。苏飜表叔父母早丧(十岁丧父,十一岁丧母),后和姐姐苏兰寄居在姥姥家就是我们家;当时主要跟着舅舅舅妈,先跟着舅母在涞水,后来进京。我的两位祖母对他 (少年时期)多有照顾。他年龄比我五叔稍长,先读北师,后来又考上北师大生物系。记得我小时,苏大叔和我五叔都在上大学,且半工半读,即一边读书,一边在中学任教。解放前夕,他俩共同在北京一所私立学校——育华中学担任高一的生物课(可能是按各自上课的课表不同,把时间错开来,分担同一年级的课)。那时的生物课不算主科,到期末大考时他俩把试卷拿回家来批阅。做为中学生的我和姐姐,对这些试卷很感兴趣,就主动帮他们看。其实也只能看“加减号”(即现在的“判断题”)题,甚至还记下了他们教的那个班的几个名字较“怪”的学生。有一个叫柯大检的,这名字我至今还记得。苏大叔因父母早殁,跟舅舅家长大,所以直到上大学和开始工作后还经常到我家来。我前面说的有时周末家里客人多,其中就有他一个。往往是两张桌子,甚至是四把椅子就凑合一宿。他结婚那天,我还(跟娘)去参加婚礼了。记得是在东四北大街石雀胡同里边路南的一家饭庄(叫什么寿堂,记不清了)。婚后也还常偕大婶来我家。他比较爱玩,有时跟我三叔、二姑他们一起在家打牌或出去郊游。他解放后一直在中学任教,当过教导主任,后担任总务主任职务,直到退休。苏大婶叫陈ZM,是师大家政系毕业的,年轻时活泼漂亮,人称(不知是在学校时期的外号还是怎么起的)“miss”。他们家有两个老姑太太一直跟着他们过,直到老。他们住的最久的是住西安门大街光明胡同。

⑤张大姑:其实该称蒋大姑,是ZY表叔的姐姐;可能小时乳名叫“常”,小时候我爸爸叔叔等都叫她常姐。嫁给张家(仲衡)是续弦。张家大姑父前妻留下一个儿子叫张SK。他也是北师毕业,跟苏大叔和我五婶都先后同学,提起来都认识。SK大哥后来读大学也是师大,毕业后先在外地工作,后来调回北京;好像一直任体育教师。大表姑嫁过去后,生育几个子女,记得SC大姐下面有个弟弟叫寿广,十几岁夭折,妹妹寿檀现还都有联系。我小时候,我二姑、一姑太太和张(蒋)大姑可以说是家里的常客,虽然从关系上看,张大姑是老姑太太家的女儿,但她也和二姑、一姑太太等一样,拿闫家当做自己的娘家来往,尤其跟我爸我娘都特别亲。据我前夫含中的奶妈说,张大姑年轻时很漂亮,也很能干。补充一点,含中的叔祖——他二爷爷,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和张仲衡同事,来往很近;张大姑去过含中的家,大概是和含中的祖母一起打牌。解放初,当得知我和含中的关系后,张大姑还对我说过,他们家(指含中家)很阔气、很讲究的,端茶送水的丫环都是一对一对的。大概是两个衣着打扮相同的女孩负责招待客人的茶水或用餐。真是世界太小了,而世上的事也太巧了!在五十年代时,有一次张大姑把我和含中叫了去,还有亚男、亚娴(蒋家的表姐)等,一齐到她家吃饭,说明这位大姑待人很热情,也很好客。只是那时我年轻不懂事,以后竟没能经常去看望大姑和姑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从海淀区调到西城一五六中,还是SC大姐帮的忙。另外一事就是我爸去世时(1963年5月),已是文革前夕了,北京市内己将旧时的很多习俗“破”了,可SC大姐还糊了(纸)包袱,装了金银箔叠的元宝,送到我家,给我爸上供。这件事我一直深记在心里。

解放后,由于社会形势的大变化,亲戚间来往少了,但毕竟还是

近亲,互相关照的传统也还留给了后代。像张家寿椿大姐,蒋家的龙

光表哥等,在对我弟弟或侄辈的交(异性)朋友等事儿上都曾热心帮

助过。

⑥大姑太太和小(三)姑太太。这两位老姑太太的父亲是八老祖毓廉(清臣),其夫人,我们也叫八老祖,我没见过(男)八老祖,但对其夫人老祖(太太)却很熟悉,因为老人在京时就是辈分最大、年事最高的老太太了。她是本家(族中)的老人,不是亲戚,而她的两个女儿就是姑太太了。大女儿景H,二女儿(在他们家男女混排,排行第三)景S,我们称小姑太太。我家在王大人胡同住时,八老祖(太太)住酱坊夹道(是王大人胡同里的一个小横胡同)。那时叔祖景嘉大爷爷不在京,好像是由宣统的伪朝廷公派去日本留学。因为他父亲(八老祖毓廉)曾教过宣统的两个妹妹(在天津),大爷爷大概做过陪读,所以大爷爷民国初期没留在北京。民国以后,八老祖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小儿子景X)在京,也过着平民百姓的艰苦生活。大爷爷回国后曾在太原报社工作(跟罗家我干爷爷,后来的十姑父老孔及颜忆里大叔共事),印象中到四十年代末才回京。这两位姑太太,在当时也像贺府的三位姑姑一样,算得上是老姑娘了。说到这儿,又要出个“岔儿”,说说北京旗人家的所谓“老姑娘”。这些女孩子,多出身贵族之家,虽然清廷已经完了,皇帝已经退位了,但这样的家庭却一直沿袭旧式的传统习惯。因有朝廷的时候,一般官宦人家的女孩都不能或不愿随便找个人家就嫁出去了,首先是要等朝廷选秀,那些做家长的有的为了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和前途,巴不得女儿选进宫去,或许有个出头之日,可以达到一人得益,鸡犬升天之目的;也有的是总想给女儿找个门当户对的好婆家,女儿享福,一家子跟着沾光。总之,过去都说旗人的女儿“金贵”,在家娇养,嫁出去也为娘家争光。但到了清朝末年,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整个国家形势大变,而有些旗人家的女儿就成了择婿困难的一拨“牺牲品”。早先旗人家的女儿十五六岁大都结婚或已许配出去(订婚),而这一时期给女儿找婆家倒成为难题了——用句俗话就是“高不成,低不就”。这么一来,把多少青春少女的花样年华都给耽误了。我周围的亲友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在这一点上,我爸爸确实还真做了好几档子好事,帮助几家亲友的老姑娘找到了合适的夫婿,其中也包括上面说的大姑太太。那些年,大爷爷景嘉,(大排行十一,年岁比我爸小,辈分却大,小时常为称呼争论,爸爸就管他叫大叔。我们叫他大爷爷)。有时寄点钱回来,也有时就接不上。老太太娘家姓曹,也不是什么富有的人家,无可依靠。所以从我记事起,大姑太太,小姑太太这姐妹俩就一直做补活。两姐妹都识字,但没进过正式学堂。前面说过,因为我们这一支算是长门长孙,家族及亲友对我爸也比较敬重吧,爸结婚后,先生了姐姐和我两个女儿,所以等我弟弟大成(承淦)出生后,便倍受重视。虽然旗人家里并不像一般农村那样的重男轻女,但一个家族也总是得有传宗接代顶门立户的儿子吧。记得承淦刚两岁时,有一天下午,我正看着他在院里玩,忽听院门外有声响,我跑去开门,原来是这两位姑太太(没结婚也这么称呼)推着一辆藤编的童车来了。她们姐儿俩用自己做补活挣来的钱,给这个闫家门里的第一个大(侄)孙子买了辆小车。车是崭新的竹木结构,编着藤皮,下面四个小铁轱辘,在院里砖铺的甬路上推起来,咕噜咕噜的响。那天两位姑太太特别高兴,我们也跟着高兴。有了小车,我和姐姐常推着大成(大弟弟),后来是二弟娃子(承沛)在院子里或出去到街上玩,就不用老抱着或背着了。大姑太太婚后未育,前房留下一子,叫继祥。丈夫死后,她因与继祥闹矛盾,还曾提出去我家寄住,被我婉拒。她有儿子儿媳,虽不是亲生却也是一家人,我不能在这中间“插”一杠子,反把关系搅“浑”了……以后多年,两位姑太太能走动时差不多每月去丁字胡同看我娘,说说话儿。我爸去世时,小姑太太还来了;这我记得很清楚。另外据看坟的苗家后人说,两位姑太太每年清明都去上坟(因为八老祖——这老姐儿俩的父亲,坟茔在龙王堂)。

⑦我姥姥家:我姥爷姓李,好像是京北沙河那边的人,汉军旗人,祖籍辽宁省盖州。先妻徐氏(是我两个祖母的姐姐,徐家四姑娘)生我大舅,我娘和我二舅(儿、女混排,都叫他三舅)。大舅(清末)公派留学美国,大学毕业回国后在上海工作,因不满当局腐败,重赴美加州大学读研究生。因条件艰苦(勤工俭学),终致学业未竟患肺病而逝。二舅天梦,娶妻段氏(京城一代名医,段梦兰之女)生育子女四人,舅舅三十几岁患肺炎去世,(入殓时我在棺旁)。表弟大为,现在内蒙呼市;小表弟大器在京已退休;表妹大宁现在北京,小表妹大雯在陕西蒲城(已退休)。娘的生母去世年代不详,只记得大人说,娘跟爸结婚后,二姨常来姐姐家住。继姥姥张氏是沙河人,姓张,娘家哥哥和侄子当年在北新桥大三条住,离王大人胡同很近,我去过几次。这位后姥姥生有二女一子。我二姨李昭英,早年就读于北京的女职,后来嫁到穆家,原来住在北京,后来他们这房(二姨父行三,他的两个哥哥也都住在北京)迁回老家良乡。二姨有一子(穆M)两女(穆H、穆Y),近年无多联系。穆家老大(二姨父的大哥哥)在农村时有家室,进城后将妻遗弃另娶蔡姓女,二姨父的大嫂离婚不离门,一直住在穆家,跟我二姨他们过,帮二姨带大三个孩子。二姨先在县医院妇产科负责接生,尤其是在处理难产等项上为当地妇女和家庭做了不少的贡献。退休前搞计划生育工作。三姨李昭蕙,早年曾跟二姨一起在工厂做过工,解放后参军,后从湖北退役回来,也落户良乡(三姨夫也是部队的),生一女,现在良乡。三姨患癌症去世。小舅舅李HJ参加过志愿军,天津大学水利系毕业(也许是从该校参军,没毕业)后分到水利部工作。因思想言论问题(属政治思想落后,和领导关系不好)送北大荒劳动教养。落实政策后到长春,小舅妈也是北京的,因家庭成份不好说错话,送茶淀农场劳动教养,后转至北大荒兴凯湖农场劳教,婚后有一子一女,较少来往。我小时姥爷还在,但也只是做一般的职员工作(好像在警察总署任职)。姥爷死后,姥姥带着年幼的儿女,没有固定收入,故两位姨较早失学,这两个当姐姐的做工挣钱供弟弟上学。姥姥的娘家哥哥在世时,可能在经济上还不时的周济一些。后来那位兄长(我叫二舅爷爷)去世后,靠姪辈可能就不行了。小时听说我三舅不孝顺,(后)姥姥找到舅舅,要点钱很难要到。其实舅舅那时也无固定职业,主要是做生意,先开了个“为宁大药房”,前店后家。记得舅舅跟我三叔一起还曾往解放区运送过药品。可能做不久就不行了,后来改做拍卖行,直到解放前夕。解放初期大为表弟、大宁表妹参军,舅妈和两个小的(大雯妹、大器弟)就间断的寄居在我家。

舅妈的娘家(段家)我小时比较熟,他们先住大头条,后来住北新桥北的箍筲胡同路北的一个大门里。有两年我几乎每天去他们家,那是我和舅妈的侄女迺华同在香饵胡同小学上学的那段。舅妈的父亲段ML,在北城一带坐堂行医,小有名气。他常年在北新桥南路东的一个药铺xX堂坐堂,有时也出诊。当时一大家子人就靠老人一人的收入。老太太半身不遂,每天拉着个空椅架子,在屋里屋外的走来走去。这对老人有两儿一女(女儿就是我舅妈);大儿子当过警察,干过税务,人很随和,但没多少文化,也没跟其父学医,有时没工作就在家吃闲

饭。段大舅母人很勤快,操持家务十分辛苦。他们有四个女儿:老大

段SY,1948年嫁了一位当时的空军,结婚那天我还在场,她站在炕上试婚纱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年她大概只有十七八岁,然后就跟丈夫去了台湾。直到我表姐贺志芸回来那年,她也回京探亲了。我还去她四妹处看了她,也看到了段大舅妈。老二迺华,小名“伏子”,是我同班同学,人好、性子急,但在家特别勤快。我俩放学一块回来,都是先到她家,做完功课我再回家。他们一家非常欢迎我去(那年我才十岁)。原因也很有意思:段梦兰老人,我叫亲(qing,音“庆”)爷爷,每日去药店坐堂,有时出诊,大多在下午五、六点钟时回家。他到家前,孩子们都在他那屋“造反”,他住南屋,外间屋有一张长方的硬木书案,桌上的笔砚等文具俱全,案子较长,可容三、四个孩子趴在那儿写作业(那时叫“做功课”)。我跟 迺华读五、六年级时,老三迺芬三年级,老四迺芳更小,家里都叫她“se(色)勒儿”。那时的作业有毛笔大、小楷,几个孩子你写大字,她写小字,有的作算术,有的作语文……弄的一桌子甚至满屋子乱七八糟的。小四儿负责“放哨儿”,到五点左右,就让她到大门口外面往胡同口那儿嘹望,见了爷爷的影儿就赶快报告。经常是四儿在外面玩,爷爷刚进胡同时没看见,等她看见了时,就赶快往家跑,边跑边喊:爷爷回来了....爷爷回来了------如果来得及,就大家动手,各收各的东西。只见顷刻间桌上干干净净的:爷爷平时用的笔架、砚台、墨盒等物原样摆好,孩子们都躲到(他们住的)小东屋或在院子等候爷爷大驾回府。如果小四儿发现太晚,这姐儿几个动作再麻利也已经来不及了,她们就把我推出去,让我这个“客人”去迎接老爷爷。我便跑出大门,迎着老人喊声“亲爷爷回来啦!”老人一定停住脚步,跟我说几句家常,问问:你太太(祖母)可好?爸妈都还好?等等。有这么几分钟的空儿,屋子里也收拾得差不多了,这样她们几人就不会挨说,大舅妈也免去一顿责问。在我年幼无知的记忆里,这位老人是我家亲友中最威严的一位老家长了。迺华他们的爸爸,我叫段大舅,跟我挺好,他老开玩笑叫我“妥爷”(我乳名叫小妥)。后来也不知他是哪年去世的。段二舅叫段LQ,会画国画。他是知名画家颜伯龙的入室弟子,擅长国画花鸟,但解放前他的画儿卖不出去,又兼染上嗜好,比吸食鸦片还厉害,曾一度抽白面(就是现在说的毒品“白粉”),弄的穷途潦倒,以致落到家里四壁皆空的地步。为能买到白面,吸上一口,过年时他能把二舅妈刚凑凑合合包好的一盖帘饺子偷出去换一口白面儿。据说二舅妈没办法,一个中年妇女只得扔下孩子,一个人抛头露面地去跑口(那时一些穷人没正经营生,便带个麻袋去搭拉货的火车,叫“蹭儿车”——不买票,去张家口外买些口蘑或其它的一些山货,回北京卖了赚点小钱)。回来挣点钱还得防着他偷走。大概一解放,这位段二舅就被政府带走,勒令戒毒了。后来他找我爸帮忙,替他写了信,大概是1953年,他画了一张花鸟画给毛主席祝寿,父亲写的贺信兼托人送给主席。后经政府帮助,将他推荐到北京国画院工作。从那以后他还真的走上了正道。是国庆十周年时吧,齐白石等十四位名国画家联手画了《和平万岁》的大幅花鸟画,后挂在人大会堂了。他是(十四人)其中之一。后来受聘去天津美院(任教),不记得是哪年病逝的。


老北京旗人的回忆:走得近的来往较多的几家亲戚


⑧涞水方家:前面我写过涞水方家与闫家的关系,最早源于我曾祖的母亲,即赓飏的夫人方氏。据大姑太太跟我说,当年太老祖赓飏很有学问,也是贵族之后裔(先祖因征战护驾有功,特别是二世祖安达理生殉一事史上有载,皇上(顺治)赐其子嗣爵位,世袭网替)。大概因清代官俸不高和为官清廉,好像连续几代并未因为官而积累下多少资产。似乎这位太祖爷爷也是个清贫的书生,有才有貌却无万贯家私。后来经人(媒人)介绍了这位方家的女儿,据说这位老祖太太年轻时长的俊俏,但有麻子,家资雄厚,愿陪送一笔可观的嫁妆,只是要嫁个有学问知书达礼的好人家。两家说定时,女方提出不许老爷纳妾。但赓飏后来去南方做官时没带家眷,在广东作县令时便娶了许氏。我这是从六老祖(毓珊)的诗文遗稿中推断出来的:其母许氏为扬州(江苏)人,太老祖赓飏先在广东和平、顺德等六县,后在河北遵化等州署任职,许氏亡故后即葬于河北丰润。看来毓字辈兄弟姐妹十几位不全是方氏所生,至少六老祖的生母许氏就不是正室了。另外大姑太太说,她的姑姑,即八老祖毓廉(清臣)之妹嫁到方家,后来似还有一宗(方、闫、)姻亲。总之,北京闫家与涞水方家从老祖太太方氏起多次联姻,后代子孙也多有来往。就我所知的有方勃然,我们叫他方五爷爷,解放前后来往密切;其侄方YT、侄女方YQ兄妹二人与我家来往密切(前曾略述)。方超然,我们叫季四爷(大概在本支里排行第四,故名“季xx”)。其子方兆麟,他的祖母就是大姑太太的亲姑姑;但这位老太太没生育,后来又娶了位姨娘,我们小时叫她小脚姨太太(不是满族旗人,缠足)涞水口音,是季四爷爷的生母,方ZL的亲祖母(他叫她奶奶)。这位老太太解放前曾多时在我家寄居,其娘家姓氏不详。方ZL表叔于1948年参加海军,随军去了台湾,后因胳臂伤残(他说是不想久留军界,自己故意弄伤而制造的“借口”),退役后去美国读书;然后回台湾做水利建筑工程工作。他有四个儿子,均在台湾。受他委托,我于前几年(1904)与河北省涞水县民政局及县台办联系,后来在闫F妹陪同下,去涞水县城,将其父之坟迁到京北一墓地 (昌平九龙山)。方ZL表叔已于前年患胃癌逝世。又一位方YN,我叫她方大姑,只记得她父亲叫方NJ,是哪一支的说不太清楚。还有方XX,也叫方大姑,嫁给崔SC,曾住二龙路大沙果胡同,一度跟方YQ二姑一起在那边的一家私立幼儿园工作。另外小时候,王大人胡同东口住过一位十二老祖,是方家的老辈人。还有抗日时期曾在我家东屋住过一段时间的两位姓方的姑姑,就说不上是哪一支的了。看来方家在涞水是个望族,听长辈说方家祖辈是给宫里(皇上家)管皇粮的,那当年称为“方半城”确实不无道理。据我所知,虽然在涞水的方家当年是个大财主,但并非外人们说的“土财主”。记忆中他们方家之后代有好多子弟都送到保定或北京上学,后来有为官的,有在京就职的,也有在本县或邻县做事的。据说直到该县土改时(那里算是老区),并没有几户被划为地、富成分的。像方YT二叔就是中农,所以他妹妹(我叫二姑)的儿子梅颐良从兰州回乡,没去自己梅姓老家落户,却投奔涞水舅舅家了,直到现在。

⑨梅家:上面提到的方YQ,我说不上是哪支的后代,从解放前至今我家跟方家的这位姑奶奶一直联系较密切。他们这支大概原来比较富裕;我记得她说过,他结婚时的嫁妆就是多少亩地和一处大宅院。我不知道方姓一族是满族还是汉族,反正我见过的方家的女人都是大脚(上面说的方ZL的亲祖母除外)。这位二姑不知为什么(指的是是否也像贺家的几位姑姑那样)出嫁时就是续弦,嫁给易县姓梅的。梅家在易县大概老辈子任职多与清皇陵(西陵)有关(属于给皇上家看坟的)。我没见过这位二姑父,据说是行伍出身的,但不清楚是军阀还是民国后的军队。前妻早逝,留有一子,即大表哥梅卓良。二姑嫁过去时,这位表哥已八、九岁了。二姑又生了两个儿子,二表哥梅RL,一家人现在哈尔滨;表弟梅YL,先在甘肃工作,后来回乡自办工厂,现在儿女、孙子、孙女一大家都在涞水。二姑晚年跟着他过,一直到过世。二姑的哥哥方毓庭解放前后常来我家,我因那一段时间不在北京,对这位表叔并不太熟悉。困难时期(1960年前后)承澍还去过涞水他家,请他帮助买活鸡,(学画拜师用)。大约是在日本投降后,二姑一家从西城(良乡胡同)搬来王大人胡同,就住在我家住的小胡同斜对面的大康里路东第三个门里。那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五间北屋,大概还有二间东屋,这院以前是日本人住的,所以屋子结构是日式,屋里没有炕,都是“塌塌密”;而靠北边的墙是一个推拉门的壁厨,拉开门也可睡人。二姑一家在这里住了好几年,具体是哪年搬走的我都忘了。在这院子里有两件小事我还记得。一次是我家里来了客人,要留宿,住不下——晚上大人们要打牌,我们家那边一桌,二姑家这边一桌。这麻将桌一摆上,四圈、八圈的,就得打它个半宿甚至通宵的;这样一来,我们家就要留出留宿客人睡觉的地方;于是就让我去二姑家住一晚上。给我安排的睡觉地方就是那日式拉门的阁子(即壁厨)里,有塌塌密。开始我还挺高兴,小孩儿嘛,只要换个地方就觉得新鲜,应该在哪儿都能躺下就睡着。可没想到躺下以后,大人一关灯,我就心里打开了鼓:早就听说过这院住日本人时,有个丫环大概因不堪虐待而自杀身亡了;据说是在水缸里溺死的------想起这些道听途说的“传言”来,可就越想越害怕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用被子把头蒙上。正迷迷糊糊的似要入睡了,好像是爸爸(送我过去后)要回家了,便和二姑走过这屋来看看我。大概是他见我蒙着头,便笑着说:这孩子,焐白毛汗呢!说完他们笑着走了,却不知我心里有多害怕呢。另一件事,就是大表哥是在这院子里结婚的,我当时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也不懂送礼啦什么的。因为觉得新鲜好玩,便弄了点彩色纸,剪成纸条,糊成一个套一个的纸环链,再用这彩色纸环链摆成“天作之合”四个字,贴在那个有活拉门的壁厨上方,自己看着还挺得意。不想都过去几十年了,表哥表嫂还记得那几个字。有一次回忆起来那段日子,他们俩还曾提起过这回事。大概是北京刚解放,二姑家就搬走了。先是大表哥去了上海(有了工作),二哥去(好像是黄村)读农业专科学校。二姑便出来找了工作干,先在总后卫生部一位干部家带孩子,后来在二龙路一家私立托儿所给做饭。那时我们家在二龙路丁字胡同住,二姑常来家坐会儿说说话儿。再后来我姐生了老二(李云),二姑去她家帮忙看老二(先有一位李奶奶在那儿,后来换了二姑)。文革后她回涞水,跟颐良表弟(二姑的小儿子)一块儿过了。梅卓良表哥写过一份他们梅家的“家史”,说到他这位继母的娘家,涞水方家,也说到闫家。他称呼我爸、娘为大舅、大舅母。忆述里还说到他结婚以后找不到固定工作,在家吃闲饭,心情十分郁闷;后来经人介绍在上海找了个工作(好像是警察)。但离京时没有路费,是我娘给了他(我忘记了多少)钱,他才能到达上海的。他说他知道大舅妈手里也不富余,但还是帮了这个忙,他说这个事他会记一辈子的。后来表嫂和三弟也去了上海。解放后,政府收编了旧警察,经过学习改造,给他重新分配了工作,是南京一家砖瓦厂,表嫂则回到北京。1951年(或1952年)我把表嫂(张QR)介绍给当时师大的同事(周ZL),到他家帮忙照顾孩子。后来另一位同事(郑HY)见表嫂有文化,人又老实勤恳,就征求了我的同意,介绍表嫂去外交部幼儿园工作。此后几十年一直在这个单位干到退休,直到现在仍住在外交部的宿舍。他们有一儿一女,儿子天生痴呆,五岁夭折,女儿张梅丽已婚,中学教师(北京石油附中教导主任);成家后育有一女。MRL二哥一直在哈尔滨,婚后生有一女,至今未嫁。三弟梅颐良婚后有一女二子,都已结婚成家,现在在涞水定居,二姑在世时,一家四世同堂,生活过得挺富足。二姑于2006年谢世的(90岁)。据卓良表哥说,他父亲到河南后又娶了一位夫人,生有一子、一女,没有联系。关于方家,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了。

⑩(方家胡同)罗家:闫家和罗家是世交。记得小时候爸给我讲过,“本家”是同族同姓的一家人,其中有远本家,也都是一家人。亲戚是闫家的女儿嫁出去后,两家成为姻亲,女儿婆家的兄弟姐妹的妻或夫,就是远一层的亲戚了;儿子娶妻后,女婿和岳父母家也是亲戚,同样妻子的兄弟姐妹(大舅子、小舅子、大姨子、小姨子)都算近亲,他们婚后的另外一家就算远亲了。而不是同族人又没有姻亲关系却有密切交往的,有的已有几代交情的,是世交。就是现在说的(父辈或祖辈的)老朋友了。对于罗家,我了解不多,但我知道可能从上两代两家就彼此来往密切。小时我去过他们家,虽不是经常,但每年也总要去几次。从我记事起,他们就住方家胡同,在男五中和方家胡同小学的西边,当时门牌是13号。我小时他们家主事的是罗三爷爷,他的上辈只有一位老姨太太跟着他们过,那时也许有七十岁了,缠足,好像是南方人。罗三爷曾在宣统在东北的伪满洲国作事,好像做的是驻日大使馆的什么官职。那时他是携眷赴任的;至于哪年从日本回来的,我也说不清,大概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老俩口有子女五人,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几个孩子因为当时都带去日本,所以他们的衣着打扮、生活习惯可能很有些日本化了。罗大姑娘叫罗蕴文,是我干爹。在过去的亲友中,拜干爹、认干儿子、干女儿这类事很普遍,但是认大姑娘作干爹的,当时还没听说过。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家的儿女,特别是女儿,有点像贺家的女儿,去日本时当然是大家闺秀,回到北京后也已超过了当时社会男婚女嫁的年龄,被称为老姑娘了;主要是高不成、低不就的耽误下来了。好像是日本投降后,我爸爸作的媒,这罗家的长女(即我干爹)嫁给一位姓吴的老先生。吴先生是南方人,是时任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长(去台湾后首任台北市长)吴国祯的叔叔。是续弦。当时他做什么工作,我已说不上来了。他们家住在大佛寺东街甲1号,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我还常去,后来那个院子(大概是“城市人民公社”化时期)由居委会收去做街道工厂了,干爹他们就搬到地安门黄化门48号(北房三间)。

这段姻缘还是由我家看坟的苗永的弟弟引起的。这苗家老二有点痴慢,其实人并不傻,可能年轻时就不能安分地在家种地干活,大家都叫他“二魔子”。他一直给吴老先生拉包月(洋车),就在他们院的一间南房里住。他老婆,大家叫他魔子媳妇,后来从我娘起称呼她苗太太,也算老先生家的半个佣人吧。这人性格开朗,说话办事爽快,是她来家里求我爸爸,帮老先生续娶一位太太。老头没有儿女,姪辈有的去了台湾,也有的在北京或在东北工作。就这样,我爸便把我干爹(罗大姑娘)介绍给他,双方同意后就这么嫁过去了。解放初,也是我爸帮这老先生写信,自荐到文史馆,算是统战对象吧。记得当时就每月领80元的津贴费(不叫工资),这可比一般国家干部的工资都高!后来我去唐山工作,开始两年寒暑假我还去看看二位老人,后来也就没怎么来往了。罗二姑娘是承淦弟的干爹,嫁到张家口,也是续弦。我干爹下面有两个弟弟,大弟弟(我称呼他大叔)先在日本求学,回国后在北京结的婚,女的是东北人(干爹老笑谈她这位弟妹缺乏点旧家庭礼教)。大叔的弟弟我叫三叔(不知是否中间有过老二,后来死了),下面是五姑,她最小,论年纪不该算老姑娘。她在日本时只是读小学的年纪;回北京后继续上学。她后来也结婚了;只有她生儿育女了,她的两个姐姐都未生育。在我的印象中,我干爹这个人对我爸是极其敬佩的,现在分析起来,可能颇有点“恨不相逢……(指我爸)未娶时”之意。因为他们家从日本回京,我爸早已结婚了,据说她很喜欢我(在我们姐弟几个里,我的长相最像我爸爸),非要认我做干女儿不可;家里也只好破例,给我认了个女干爹。跟着大成也认了个女干爹(即我干爹的妹妹——罗家二姑娘)。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个干爹是个很能干的人,她父亲在外做事,母亲身体不好,那时一大家子人,家里家外上上下下的事都由她一个人张罗。特别记得每年正月初二,一大早她准时雇一辆马车来接我爸一起去财神庙。我小时候她倒是挺关照我的,记得还给过我几件她从日本带回来的衣服。在解放初期,不知我二姑和我干爹有过什么“过节”,记得在我去 滦县 师范上学期间,大概是1951年的暑假的事。七八月份,我从滦县回京度假。当时中师是不用交伙食费的,而且管伙食的人若 能精打细算 ,月底还能剩下点结余,有时每人平均能发个块八毛的;另外,娘给我寄过一块五毛钱,除留下买火车票的钱外,我买了几把儿当地产的宽粉条带回来。记得那年夏天,爸爸、娘带着几个弟弟就住在舅妈家的外间屋(东四北大街220号)。那几天家里正没吃的,娘拿我带回的宽粉条,用白水煮了,蘸点酱油,也算充饥了。然后让我带两捆儿粉条去看我干爹。我一进门,干爹就冲我大声抱怨,说:你二姑可把我给坑苦了……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我的记中,干爹从没跟我这样粗声大气地说过话,她一直把我当很疼爱的小孩子,每次去都给我做点好吃的。记得后来的1960年困难时期我去看她,她给我煎了一个荷包蛋,还说:报上说一个人一天吃一个鸡蛋合适,吃多了就吸收不了了。其实我很知道,那一个鸡蛋还是从老头干爹的特殊供应里攒出来的。不管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以后,她都对我十分“优待”,这一个荷包蛋在1960年已经是贵宾的待遇了。可这次竟然一进门就给我兜头一盆冷水浇过来,弄得我晕头转向。因为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也就无法搭碴儿,只好放下宽粉条后,莫名其妙地告辞回家了。到家我问娘是怎么回事,娘也说不清。只说,可能那一阵子二姑的房产和手中那点积蓄,连花销带被人坑骗已无法周转,就拆东墙补西墙地到处借贷。不知是跟我干爹借了钱没还,还是怎么的;总之是二姑欠了她一笔债。记得是在这以前不久,二姑突患脑溢血去世,干爹这笔账也就算打水漂了。因此这次见了我,就很自然地发泄一通。岂不知我这个当姪女的并不了解二姑的生活,特别是他们家的经济情况。我虽说是二姑的亲侄女,可也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硬着头皮听了这么一通不明不白的埋怨,没等她唠叨完,我就赶紧掉头跑回家了。吴老先生活到90多岁。他一直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大约在文革后期去世的。吴老先生的一个侄子在某中直单位(可能是七机部)工作,后来这个侄子将老太太接去,再后来就没联系了。

以上是我儿时生活的一些往事。人老了,过去的事大多忘记了,反而是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些琐事,反倒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写下来给后辈子侄作为了解家族历史的参考吧。

作者笊篱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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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完,原文标题:老北京旗人的回忆:走得近的来往较多的几家亲戚
原文发布时间:2019-03-20 22:56:54
原文作者:满族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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